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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位置】天宝镇徂徕山光化寺东300米
【材质】自然花岗岩
【现状】完整
【形制】总宽203厘米，总高94厘米。右边中正胡宾，武平元年，宽33厘米，高56厘米。
【录文】
大般若经曰: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大空、第一义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、诸法空、自法空、无法空、有法空、无法有法空。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造，椿息道升、道昂、道昱、道恂，僧真共造。
落款:王世贵，中正胡宾，武平元年。
【考释】徂徕山刻经有浓烈的地域特色，与通行本的佛经相比较，徂徕山刻经存在几个小的别;一是梁父山刻经文名曰“般若波罗蜜经”，与流传经文和山东诸山刻经中经文名日“文殊般若波罗蜜经”稍有差别。二是将军石“大般若经”刻经经文与鸠摩罗什译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(大品般若经)》相较，少“不可得空”一句经文，以及“自相空”刻为“自法空”。此段经文还见于东平洪顶山摩崖刻经，但经名为《摩诃衍经》，据以上可知，徂徕山刻经在内容及经名使用上有不规范的地方。
徂徕山摩崖刻经的书者历来有三说。一为王子椿。见于清乾隆时期聂剑光《泰山道里记》:“北齐武平时，梁父县令王子椿好内典，尝于徂徕山刻石经二，具隶书，字迹瑰异，与此如出一手，则是经或亦王子椿书耶。”二是僧安道壹。最早提出此说者是清道光时期利津人李作贤，此后，诸家著录多承袭此说。三是胡宾。
王子椿不是书丹者，他是营造徂徕山刻经的施主，即发起人兼资助人，这一点已为近当代学者所证实。
僧安道一说。目前学界主流的意见是:僧安道一是泰峄山区刻经的主要组织者和书丹者，新泰地区徂徕山的刻经也是僧安道一所为。但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。证据有两点，一是徂徕山刻经的经名与内容存在欠规范现象，而僧安一生都与刻经有关，在整个山东摩崖刻经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这可从东平《洪顶山安公之碑》、泰山《经石峪刻经》、邹县《铁山石颂》等题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。他不会把所刻经的名称写得不规范，更不会出现经文漏写和写错现象。二是从刻经书体风格分析，徂徕山刻经与东平洪顶山、泰山经石峪、邹县四山摩崖刻经书体相较增加了更多的楷书笔法，如:梁父山《般若波罗蜜经》经头字体撇画完全是楷体的写法;《大般若经》中的“第”、“住”、“诸”、“僧真”等字，基本是楷书的写法。
胡宾说。将军石刻经东侧“中正胡宾”四字，“中正”是三国魏时在各州郡置的官职，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，分成九等，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，晋、南北朝沿用。每州的中正大多由氏族豪门担任。胡宾有可能是作为书丹者镌刻于其上。
将军石刻经正文下方的“王世贵”三字，为同时期遗存，应是刻工姓名。
徂徕山刻经：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、大般若经十八空、片段（梁曼陀罗仙译 北齐武平元年 王子椿 拓本、隶书）
徂徕山北齐刻经共有二处，一处为光化寺将军石刻经，一处为梁父山映佛岩刻经。
光化寺将军石刻经，石高1.9米，宽2.4米，上刻《大般若经》。西侧直书18列，每列6～9字，共89字：“大般若经曰/内空外空内外空/空空大空第一义/空有为空无为空/众觉空无始空散/空性空诸法空自/法空无法空有法/空无法有法空/冠军将军梁父县/令王子椿造椿/息道升道昂/道昱道恂/僧真共造”字径12×12～15×15厘米。东侧直书2行，共8字：“中正胡宾/武平元年”，字径同前。经文毁漫颇重，字口几乎与石面平，非良工不可拓。将军石已经筑亭加栏保护，若非博物馆允许不能入内。石旁边原有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大空王佛”等刻，已毁于工程建设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原拓。今市面所见徂徕山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大空王佛”拓片，多系依台北藏品翻版，并非原拓。
“武平元年”系公元570年，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。古代摩崖题刻的这一良好传统，使人知道了摩崖雕镌的确切时间。
北齐摩崖刻经的作者，主要有安道壹说，王子椿说等。王子椿，不见于史载。凡落名款处，皆曰“经主”，未见“王子椿书”，故此说太牵强，无确证。铁山《石颂》对安道壹的书法特别推重：“大沙门安法师者，道鉴不二，德悟一原，匪直秘相咸韬，书工尤最。”可见安道壹的书法是受人称道的。参以各处石刻，风格虽然接近，但相较之下，相去甚远者也有。安道壹亦不见于诸史，只能说刻经有安道壹所书，尚不能确证全系一人所为。可以推测两种可能，一种系各刻经书写者是一人，面目不同乃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；一种系刻经者为数人，这些人有师承或同门关系。徂徕山刻经只刻经主“王子椿”、“僧齐大众造”等字，书写者不可考，但根据其书风，可以推断出于安道壹一派，或者为安道壹亲书。
根据书写者的深厚功底和高超的表现能力，所选经文内容的精到，刻镌工程的浩巨，可以推知北齐时期的刻经，非普通人家或寻常寺庙所能承受。作为各处刻经活动的发起人（或者称投资人），首先要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，才具备刻经的动机；其次要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，才能邀请到高明的书家；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以承担刻经所需费用。根据现存史料，结合民间传说以及刻经的题款，大致可以推断，刻经主要有以下几种动机。一是僧众刻经。二是信徒刻经以求福佑。三是保存佛教经典。在《经石峪》刻经工程中，刻经者企图刻下一整部经书，这不可能是一般的尊佛祈福，而是具有明显的存经意图。四是乡绅或者家族攀比。这在邹城市的刻经活动中比较明显。根据题款来看，徂徕山刻经，应该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动机。
徂徕山刻经属隶书，但点画之中，已经透露出较多楷意，所以有人称之为隶楷，也有学者将这些具有以隶为主，兼及楷法特征的北齐摩崖刻经书体称为“写经体”。“写经体”的重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。
一是在古代书法风格中，它卓然独立，自成一家。由于“写经体”只在僧徒中传承，相对封闭的传承环境，使它没有和其它书体发生太多的交流，极好地保留了自己的面目和特色。这种书体虽然存在于北齐时期，却因为种种原因，历经千年不见于世。《金石录》等著作虽然收录，但这种收录，只限于文字内容，而非传世拓本。所以直到清末，在康、梁的倡导下，“四山摩崖”为代表的北齐摩崖刻经才进入了书法研习者的视线，受到重视。历经千年而横空出世，是北齐摩崖刻经最可珍贵处！它填补了书法史研究的一个历史空白，让世人看到了不见于经传的新面孔。特别让人兴奋的是，这个新面孔显然是书中上品。第二，北齐摩崖刻经传递了由隶入楷的书法演进信息。尽管王羲之在东晋时期即完成了楷书的定形，但是在传播不发达的中古时期，这种定形的楷书还不太可能迅速传播并普及，所以南北朝时期，仍然是隶楷并行的时代。王羲之的楷法已臻完美，几乎看不出多少隶书到楷书的演变痕迹。北齐摩崖刻经的发现，使人得偿这一心愿，它是敦煌抄经等作品之外，书法由隶入楷中间环节的新的例证。第三，北齐摩崖刻经的书法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。北齐摩崖刻经书风相近，但又不是同一面孔，或古拙，或端庄，或洒脱，或率性，共性中不乏性，个性中又有向共性的聚敛。共性表现在结体的组织、点线的表达等形式审美上，放而有收，放而不狂中表现出来的静息敛气，让我们看到佛教徒对佛经的尊崇和恭敬，以及他们书迹中的执著和虔诚。个性表现在点画的徐疾和收放上，个性使不同的刻经表现出不同的气质。徂徕山刻经作为其中的精品，自然也具备前述的特点，此处刻经以最为端庄，最为收敛的个性，奠定了它的自我价值，暗示着它的与众不同。
众所周知，隋代以前的刻石，一般是书写者直接写在石上，由刻工直接雕镌。这种刻石，最大限度的保存了书写的原貌。再者，当时的刻工，并没有多少书法修养，所以在雕刻的过程中，更加忠于原作，二次创作的可能较小。因此，北齐摩崖刻经虽然属石刻，但是并没有唐代以后那种浓重的碑体气息，而是以一种自然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尽管风雨剥蚀了它们的点画，但花岗岩的特性，也使这些暴露于外的刻经，得以保存更加长久的时间。所以我们在面对原石心摹时，仍然会有许多惊喜，会使我们喜出望外。因此，作为一个书法研究者和习练者，即使得到了原拓，也应该亲访原石，和拓片进行对比，这样会获得更多的来自古代的启示。徂徕山刻经，历经1400多年，仍然保存着许多本来面目，仍然保留着许多来自古代的信息，值得研究，值得实地观摩。只有见到原刻，你才知道，说这个摩崖已经磨灭到只余“文殊”二字的记载，原来是一个天大的谬误。
因此，徂徕山北齐刻经是具有极高艺术审美价值，极高书法史研究价值和极高学习价值的摩崖石刻，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，既要加快传播，还应加强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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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化寺将军石刻经，石高1.9米，宽2.4米，上刻《大般若经》。西侧直书18列，每列6～9字，共89字：“大般若经曰/内空外空内外空/空空大空第一义/空有为空无为空/众觉空无始空散/空性空诸法空自/法空无法空有法/空无法有法空/冠军将军梁父县/令王子椿造椿/息道升道昂/道昱道恂/僧真共造”字径12×12～15×15厘米。东侧直书2行，共8字：“中正胡宾/武平元年”，字径同前。经文毁漫颇重，字口几乎与石面平，非良工不可拓。将军石已经筑亭加栏保护，若非博物馆允许不能入内。石旁边原有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大空王佛”等刻，已毁于工程建设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原拓。今市面所见徂徕山“阿弥陀佛”、“大空王佛”拓片，多系依台北藏品翻版，并非原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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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父山映佛岩刻经在梁父山顶，石高8米，宽5米，上刻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上部刻题款：“般若波罗蜜经主/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”等字；下有“普□/武平元年/僧齐大众造/维那慧游”；经文正文14列，每列7字，高1.4米，宽3.5米，每字30厘米，刻“文殊师利白佛言/世尊何故名般若/波罗蜜佛言般若/波罗蜜无边无际/无名无相非思量/无归依无洲渚无/犯无福无晦无明/如法界无有分齐/亦无限数是名般/若波罗蜜亦名菩/萨摩诃萨行处非/行非不行处悉入/一乘名非行处何/以故无念无作故”。经文右起第一至第四列保存基本完整，第五至第九列上部完好，下部多漫灭。后五列毁漫严重，多处原石已脱落。据传，后五列早已脱落，后人依遗拓补刻。细察之下，此处确与前面九列之点划存在变化，传说或可信。虽然如此，经文字痕犹在，逐字可辩，98字中，良工可拓得完好之字90余。
徂徕山刻经见收于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，清代冯云鹏、冯云鹓《金石索》等。《鲁迅日记》有“午后往留黎厂买《映佛岩摩崖》八枚”，其中《映佛岩摩崖》应该是徂徕山之刻经。清代学者魏源把泰山经石峪刻经与徂徕山刻经相提并论，给予高度评价。武中奇先生的书法自成一家，其书风形成，就受到了徂徕山刻经的影响。此处刻经和邹城“四山摩崖”、东平洪顶山摩崖、泰山经石峪摩崖是山东北齐石刻中的精品，邹城诸刻经胜在自然，东平刻经胜在洒脱，经石峪刻经胜在磅礴，徂徕山刻经胜在端庄。
“武平元年”系公元570年，北齐后主高纬的年号。古代摩崖题刻的这一良好传统，使人知道了摩崖雕镌的确切时间。
山东省泰安县徂徕山映佛岩《文殊般若经》刻于北齐武平之年（570年），楷书。此石多残泐仅存九十六字，尚存题头“文殊”来看，书法浑厚畅快，天然饱满，气魄领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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